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
就一般而言，由于非诉行政执行的特殊性，在行政机关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后，法院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审查。对于准予撤回申请的案件，则应当结案。
如果从司法解释的文本规定看，上述方式均是合法的。[6]但是，从学界的主流观点以及修法实践来看，行政诉讼的原有单向诉讼结构可能还是未来修法的选择模式。有的由立案庭立案并负责审查，再交由执行局执行。对于城乡建设规划领域的拆违主体，特别是当事人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限期拆除行政决定的，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认识： 一种认为既可以由行政机关强制拆除，也可以启动非诉行政执行程序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但就现有规定而言，对权利人申请执行非诉行政执行尚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权利人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过窄。
该司法解释首次明确了对非诉行政执行在法院内部的负责机构、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期限、执行财物的归属以及执行费用。如果要改变的话，也要由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来设定。毕竟前述《立法法》中涉及到的对法规、条例、规章等的审查严格意义上属于合法性审查而非合宪性审查，在监督程序上也尚欠具体，缺乏可操作性。
最后，由于宪法解释、宪法审查与宪法监督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国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外的其他机构，在对宪法进行解释、适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宪法监督的职责，共同构成我国宪法监督的制度体系。此外，还应借鉴其他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扩大监督内容、丰富监督方式，使违宪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违宪的国家机关权力行为得到应有的纠正和制裁，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比如《立法法》第90条虽然规定了国务院等主体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法规等合宪性进行审查，但并没有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受理申请的条件、审查期限、审查结果等方面作出具体的规定。根据这一宪法规定，再参考国外模式，学者们设计出了诸多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案是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或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的宪法委员会，或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宪法委员会，负责实施宪法监督。
从监督对象来看，既包括立法活动、司法活动、行政活动，也包括特定公民个人的活动以及社会组织的活动。第四，违宪制裁措施的制裁性或惩罚性不够强，使得宪法监督还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宪法监督的权威。
目前的宪法监督制度是以国家立法机关为主导，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和公民共同参与的模式。对这一现实，学者们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了为什么一直不能建立起具有实效的宪法监督制度这一问题的思考，有学者认为，我国缺乏宪法监督的适用基础，设立任何独立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宪审查机构其实都是从根本上违背了现行宪法，特别是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监督制度 。按照宪法第67 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有关宪法监督的理论研究虽然很多，但在宪法监督的主体、程序、方式、监督对象等方面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许多问题还处于争论和摸索阶段，比如什么是违宪行为？违宪的主体范围包括哪些？如何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监督执政党的行为？ 可以说，现行宪法监督制度的主要缺陷在于：第一，在宪法监督主体方面，缺乏专门的监督机构。人大监督的广泛性与宪法监督的特定性不相一致。宪法监督实践的前瞻 当然，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视为监督宪法实施的机构是符合现行宪法规定的，但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未能把宪法监督的工作负担起来。（二）司法机关监督制。
按照宪法第 62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撤销或者改变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那么，根据宪法上述规定，我国对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主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行使，这是我国宪法确认的宪法监督制度的基本特点。
不必对宪法和法律作激烈的修改，有利于宪法稳定。狭义的宪法监督是指由国家专司宪法监督的机关实行的监督，偏重于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实施监督。
不过，理论界对设立宪法监督机构还是有所争议，主要集中在要不要设立专门机构和设立什么样的专门机构这两个问题。尤其是宪法监督只有原则，没有程序规定，使违宪审查的启动、对象、范围及具体决定的方式内容等，实际上处于规范层面的空白状态。就主导机关而言，已形成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和法规审查备案室共同作用的监督结构。虽然各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不可强求一律，但世界范围内宪法监督制度的实践发展所昭示的监督机构专门化、监督职能司法化这一历史趋势，不容忽视。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宪法监督制度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制。第二，它没有对违宪行为的直接处分、制裁权。
这一方案的核心即坚持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或领导。但是，宪法监督职责毕竟已经在宪法文本中赋予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事后审查又可分为备案审查和受理审查，备案审查是指特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公布之初须报有关机关备案以供审查的制度。但全国人大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享有宪法监督权。
其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既可对法律、法规进行事前监督，也可对其进行事后监督，但其监督均不以争讼案件的存在为前提条件。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去行使这一职责势在必行。
这些宪法和法律上的规定，为我国建立并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提供了依据，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提供了总的原则，并大致规定了宪法监督的范围、程序等。另一方面，设立隶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宪审查机构无异于"自己监督自己"。备案审查是按照既定的备案要求而进行的例行公务式的审查，不针对具体争议或异议。可被授权进行违宪审查等。
宪法监督机构的设置争议 但是，宪法文本上的监督制度并没有践行为具体的司法实践。第二，缺乏完善的宪法监督程序及相关规定，监督内容不全面，监督方式相对单一。
从监督主体来说，包括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其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公民。八二宪法施行30多年以来，宪法实施的状况虽得到不断改善，但在我国宪法监督的实践中，既没有建立起具体负责与审查违宪案件的专门机构，制定出具体的违宪审查的程序，也没有设计出一套开展违宪审查的理论与方法。
比如，《立法法》所规定的宪法监督体制没有涉及对"法律"这一类规范性文件的宪法监督。（三）专门机构监督制。
狭义的宪法监督则是法定专职机关所进行的监督，其内涵与外延与违宪审查大致相同。受理审查则是一种异议审查，指受理有关机关、组织及公民的要求或建议而进行的审查。这样，此种模式虽然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全国人大全权性结构给宪法监督带来的尴尬，但将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纳入人大体制后对全国人大至上性和集中性原则的破坏，对人大权力的自我割裂还有待理论和实践上的澄清。虽然依靠《立法法》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启动进程，但《立法法》构建的监督体制仍然存在极大问题。
其次，《立法法》没有规定完善的宪法监督程序，没有对宪法监督的受理程序、审查程序、处理决定种类、决定的效力等做出具体规定，故极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宪法监督法律。国家重大问题决定者与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同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此种宪法监督主体与宪法监督对象某种程度的合一性，必将影响宪法监督的力度，增强宪法监督制度具体操作的难度，人大监督的政治性不能与宪法监督的专业性、技术性相协调。
宪法监督的学界争议 八二宪法颁行迄今，学界围绕我国宪法监督的主体、对象、范围、模式、基础、现状及制度设计的讨论连篇累牍，针对"宪法监督"这一问题使用了若干种术语来阐释，诸如违宪审查、合宪性审查、宪法审查、司法审查、宪法保障、宪法诉讼等，以至于宪法监督与前述概念在语义上出现了相互纠缠的现象。因此，要改变现行宪法监督制度实效不够的弊端，有必要深入研究立法机关监督模式运行的细节。
它不是专门机关行使的直接制裁违宪行为的国家权力，也不是针对某个有争议的宪法案件，而是针对各种宪法实施活动进行的广泛的监控和督促。关于宪法监督的概念，学界在内涵和外延方面至今未能形成共识。